徽州为何多商人,徽商又有哪些历史变迁


徽商是我国历史上一支重要的商帮,其商业资本之巨、活动范围之广、经商能力之强、从业人数之多,在商界首屈一指。徽商有一个显明的特点便是“贾而好儒”,“贾儒结合”。

徽商又称新安商人、徽州商人或“徽帮”,它是旧徽州府籍(歙县、休宁县、婺源县、祁门县、黟县、绩溪县)商人组成商人集团之总称。

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国最具实力和影响的一支商帮,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三百年之久的辉煌。据史籍记载:徽商经营之域,“诡而海岛,罕而沙漠,足迹几半禹内”,其地无所不至。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,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多人。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,商品经济颇为发达,徽商云集,势力盛极,故有“盖扬之盛,实徽商开之”之说。在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,且在江滨开辟“新安码头”,专供徽商停泊船只。在沿江其他城市,徽商也是聚集成帮,称雄市常

源自深山僻壤、“流寓四方”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,站稳商埠,立于不败之地?这其中有很多值得一提的地方,但有两个方面是肯包公祠定的,那就是“贾而好儒”和以道德为依托的“徽骆驼”精神。

历史上,徽商在商界曾发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。一贯以来,徽商不是一个单纯的以经商营利为惟一目的的商业集团,他们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,从而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,赢得了“儒商”的美名。

徽商中不乏饱学之士,贾而好儒,亦贾亦儒,这是安徽商人的传统。历史上,徽商中精通儒学、擅长诗词文学者不乏其人。他们中间有些是早年习儒,以后走上经商道路的;有些则是亦贾亦儒,在经商的同时,爱好文化和儒术,形成了他们“贾而好儒”的特点。商人有文化,则气质、智力、判断力和洞察力的品位自然比较高,在商品市场瞬息万变、供求之间盈亏莫测的情况下,善于审时度势,精于筹划,因而获利不仅多而且快。商人在与官府交往,同显贵应酬中,便能言语相通,应对自如。安徽商人知识广博,喜欢谈论文化事,在经商的过程中,喜欢来点文化义举,或文化投资。因此有人说,安徽商人走到哪里,哪里的文化就繁荣。

徽州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,以“商贾之乡”闻名海内,素称“文献之国”、“礼仪之邦”,儒家的学说思想在徽州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,有所谓“儒风独茂”的说法。徽人不仅在州内遍设学堂、广立书院宣讲儒家思想,而且还在家典、族规中告诫族人必须遵循儒家的道德规范。总之,崇儒重道是徽人恪守不变的传统。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徽商深受儒风陶,大多“贾而好儒”。“贾为厚利,儒为名高”。徽商虽孜孜追求“厚利”,但他们更是念念不忘“名高”。他们或是“先儒后贾”,或是“先贾后儒”,或是“亦贾亦儒”。自明代开始,徽商就已有“儒贾”之美称。所谓“儒贾”,大致有两层含义:

一是指徽商多是“业儒”出身,是有文化底蕴的商人。

二是指徽商以“儒道”经商。

因此,以儒道经商就构成了徽商商业道德的主要内容,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:

一是以诚待人。“诚”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,先贤名儒无不以“诚笃”、“诚意”、“至诚”、“存诚”等道德说教来教化百姓。深受儒风染的徽商大多以“诚”为其立身行事的指南,主张在经营活动中“以诚待人”,摒弃一切奸商惯用的“智”、“巧”、“机”、“诈”之类的聚财手段,深知只有诚实不欺,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。正如歙县商人许宪所说“惟诚待人,人自怀服;任术御物,物终不亲”(《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》卷三)。意思是说,只有以诚待人,人家才会信服于你,经常与你打交道,否则,终会对你敬而远之。如清代婺源商人朱文炽,为人憨厚刚直,在珠江流域经营茶叶贸易时,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,他总是不听他人的劝阻,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一律注明“陈茶”二字,以示不欺。他行商20余年,虽因此亏蚀本银数万两,但却无怨无悔。又如黟县商人胡荣命在江西吴城镇经商50多年,童叟不欺,名声大著。晚年,胡氏罢业还乡,有人要以重金租赁其店肆名称,胡氏坚决拒绝这一要求,并说:你如果是诚实经商,又何必借我的店名。这表明胡氏积几十年的经商经验,感悟到要创出金字招牌,非以诚待人不可;如果待人不诚,极尽欺诈之能事,即使借用别人的招牌也是无济于事。

二是以信接物。“信”也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基本范畴。儒家所倡导的“立信”、“笃信”、“言而有信”、“讲修信睦”等学说对徽商影响至深。徽商在经营活动中十分重视自身的商誉和信誉:徽商讲究童叟不欺,市不二价。如歙县商人吴南坡在行商过程中,因遵循“人宁贸诈,吾宁贸信,终不以五尺童子而饰价为欺”的原则,赢得了顾客的信任,生意极为兴隆,四方民众争购其货,从不挑剔货物的“精恶长短”(《古歙岩镇吴氏族谱?吴南坡公行状》)。

地处皖南低山丘陵地区的徽州,明清时代是个府级行政建制,下辖歙县、绩溪、黟县、休宁、祁门和婺源六县。在传统时代,因地少人稠,粮食难以自给,许多人不得不外出务工经商。诚如徽州俗谚所说:“前世不修,生在徽州,十二三岁,往外一丢。”当地人自嘲 ——前世作孽,才生在徽州这样自然条件相当不利的环境中。人们到了十二三岁(一说十三四岁),其中的不少人接受过基础教育,此后,除了在家务农或继续读书深造者外,绝大多数的人就被父母送到外地做学徒,服贾经商,所以说是“往外一丢”

徽商还非常重视商品质量,不售伪劣商品。如休宁县商人吴鹏翔曾经营胡椒买卖生意,与人签约后购进3800斛胡椒,后经人辨别,发现这批胡椒有毒。原卖主惟恐奸情败露,央求吴鹏翔退回原货,终止双方契约。然而吴氏竟不惜成本,将这批有毒胡椒付之一炬,以免卖主售与他人以损害消费者。

另外,徽商重承诺,守信用。凡借贷银钱,收取存款,徽州典商中的正直者都守信不渝。如歙商唐祁,其父曾贷某人银钱,后来债主诡称债券丢失前来讨债。唐祁以其父借贷属实,如数归还了债款。后有人拿着以前所谓丢失的债券前来讨债,唐祁以其债券属实又付了一次债款。

三是以义取利。“义利之辩”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,儒家先哲一般是勇于言义而羞于言利。但作为商人,其经营的最终目的又不外乎一个“利”字,与“义”似乎无缘。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教育影响的徽州商人打出“以义为利、利缘义缺的旗号来调和“义”、“利”之间矛盾,主张“以义获利”、“义利双行”。如婺源有一李姓商人经商大半生,晚年总结自己行商经验时,感触最深的体会是:“财自道生,利缘义缺(《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?环田朋处士李公行状》)。

徽商以义取利的事例在徽州地方志、谱牒文献中俯拾可得,举不胜举。徽商的这些商业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,值得所有经营者学习和借鉴

徽州人的生意是全国性的,并不限于邻近各省。近几百年来的食盐贸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垄断了。食盐是每一个人不可缺少的日食必需品,贸易量是很大的。徽州商人既然垄断了食盐的贸易,所以徽州盐商一直是不讨人欢喜的,甚至是一般人憎恶的对象。

在明清时代,徽州盐商以两淮盐商最为著名,他们将苏北的淮盐运往长江中、下游各地,其行销范围包括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和江苏等地。其时,两淮盐业的中心是在扬州,所以两淮盐商中最为著名的商人亦即扬州盐商。明代万历和清代乾隆年间,两淮盐业处于极盛阶段,许多盐商皆囊丰箧盈。根据文献记载,明代万历年间,扬州盐商的资本超过3000万两。及至清乾隆时代,淮南盐务如日中天,一百数十家的徽商西贾麇聚广陵,“蓄资以七、八千万计”。清代前期,康熙、乾隆皇帝先后六次南巡,前往江、浙各地巡视、游观,其接驾开支多出自淮、浙盐商。扬州盐商之夸奢斗富,连乾隆皇帝都曾惊叹:“盐商之财力伟哉!”

徽州盐商文书(见王振忠主编《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》第24册)

在传统时代,盐商与酱商往往是二位一体,这是因为制作酱料的最主要成分之一就是盐。其时,在江南的核心地带苏州,当地最负盛名的酱商就来自徽州歙县之大阜村。在歙县南乡,民间素有“周漆吴茶潘酱园”的说法,意思是歙南周邦头的周氏,主要从事漆业经营。在明清时代,“徽严生漆”闻名遐迩,徽商在江南各地开了很多茶漆铺(亦即兼售生漆的茶叶店),其间所售生漆也就是“徽严生漆”。除了周氏经营漆业之外,歙县南乡的吴氏主要经营茶业,而大阜潘氏,则在江南各地从事盐业和酱业经营。潘氏家族对于中国社会(尤其是江南社会)有着重要的影响。在政治上,苏州“贵潘”出过潘世恩这样的中央级官僚,其人一生为官数十年,历事多位皇帝,被称为“四朝元老”。而在文化上,迁居苏州的大阜潘氏中,出现了不少收藏家和学问大师。一直到当代,上海博物馆、图书馆珍藏的文物、典籍中,就有不少来自苏州的潘家。歙县大阜潘氏迁居苏州之后,因经营盐、酱等业发财致富,并逐渐将商业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,遂成为江南一带著名的文化世家。

在江南,富裕程度仅次于盐商的还有徽州之典当商。在明清时代,江南一带流行着“无徽不成典”之说,意思是典当业大多为徽州人所开,即使是晚清民国时期徽州典当衰落以后,一些并非徽人开设的典当中,徽州出身的典当铺职员也占相当多数。在徽州,休宁的典当商尤其著名。在江南社会,一方面,“济一朝燃眉之急,供万家不时之需”,遍布城乡各地的典当铺酌盈剂虚、便民缓急,为下层民众须臾不可或缺,这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。但在另一方面,“荒年熟典当”,典当业亦时常乘人之危而暴发不义之财,似乎成了城市、乡村社会贫困化的罪魁祸首,这一点,被世人不断地强化,从而造成民众强烈的负面观感。

丰子恺笔下旧中国的当铺

除了盐商和典商之外,徽州木商也相当著名,民间俗有“盐商木客,财大气粗”的说法,“木客”也就是木商。徽州地处万山之中,森林茂密,盛产杉木。自南宋定都杭州以来,徽州的木材就顺着新安江源源东下,这些木材除了供官府建设宫殿、造船之用外,于一般民众的需求而言,还可用以打造棺材。在明清时代,江南一带素有“生在扬州,玩在杭州(或苏州),死在徽州”之谚。这句俗谚的意思是——扬州是不少徽州盐商聚居的地方,故而很多徽人后裔就生在扬州;“上有天堂、下有苏杭”,苏州的市廛盛况和杭州之西湖美景令人流连忘返,故曰“玩在杭州(或苏州)”。至于所谓的“死在徽州”,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:一是徽州是中国风水学的中心,徽州罗盘(史称“徽盘”)蜚声远近;二是徽州的棺材板极负盛名。关于这一点,早在明清世情小说中,就常见有“婺源加料双軿”寿板的记载。直到晚清时期,在《申报》等近代报刊上,也仍然时常刊载出售婺源寿板的广告。

盐、典、木号称“闭关时代三大商”,是当时实力最为雄厚的商人。除此之外,较具特色的还有绩溪之徽馆业。徽州人的饮食有着比较独特的口味,其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嗜油(虽然说嗜油是中餐饮食中比较普遍的特点,但徽菜在这方面似乎表现得更为突出,尤其是对猪油的特殊嗜好)。从总体上看,徽菜虽然油腻,但在明清时期,随着徽州移民的大批外出以及徽商财力之如日中天,徽菜馆和徽面馆盛行一时。及至民国时期,王定九所编的《上海门径·吃的门径》中还形容申城是“徽气笼罩的上海街市”,他分析说:“徽人在上海的典质业中服役的最多,富有势力,上海的典当押肆,无论哪条街上,终有一二所,徽馆为适合同乡人的口味,所以和典当押肆成正比例,也是每一条街上必有一二所。”

在徽州,民间有“一等生业,半个天下”的俗谚,这是指徽州人以经商为第一等生业,活动的地域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。而在这些地区,歙县的盐商,休宁的典当商,婺源的木商、墨商,绩溪的徽馆业商,等等,全都以其鲜明的特色闻名遐迩。

(二)

在明清时代,江南是徽商重点经营的区域。因此,当地民众对于徽商的刻画也特别丰富而生动。较早谈到徽商活动的《云间杂识》,就出自江南的核心地带松江府,其中提及:“松民之财,多被徽商搬去。”在一些人的心目中,江南百姓的财富都被徽商盘剥殆尽。在当时,社会上始终弥漫着一种仇富的情绪,许多人只看到富人席丰履厚,过着夸奢斗富、纸醉金迷的生活,遂在心理上产生了严重的失衡。

譬如,佚名《云间杂志》卷下记载:明代松江华亭人钱福(号鹤滩),垂涎于江都某妓,及至扬州,该妓已嫁与盐商,“乃往谒商,……祈一见妓耳。商许之,出妓把酒。酒酣,妓出白绫帨,请留新句,公遂书一绝:‘淡罗衫子淡罗裙,淡扫蛾眉淡点唇,可惜一身都是淡,如何嫁了卖盐人。’”此一故事,在另一部晚清的笑话集——独逸窝退士所辑之《笑笑录》中,亦有类似的记载:

杭州妓者,多鬻身鹾客,一妓号素蛾,为歙商所据,吾乡黄南谷过之,见壁上小像,书曰:“淡红衫子淡红裙,淡淡梳妆淡点唇,可惜一身都是淡,将来付与卖盐人。”

“独逸窝退士”不知姓甚名谁,但他系苏州人则是可以肯定的。在他的笔下,舞扇歌裙、浅斟低唱之场景从扬州转移到了杭州,但主角之一仍然还是席拥丰腴的“鹾客”(亦即盐商)。其实,两个故事出自同一母本,角色常新而剧情不变——倾慕芳姿的主人公究竟是钱福还是黄山谷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其中所反映的江南文人对于徽商根深蒂固的反感和偏见。此种仇富心态相当普遍,在当时的不少文学作品、曲艺节目中,“徽州朝奉”通常皆以反面形象出场,他们奔逐于货利之场,迷恋声色犬马……在三言二拍等明清世情小说中,徽州朝奉总是与为富不仁、吝啬好色联系在一起。

清人沈起凤在《谐铎·鄙夫训世》中,就以极端的方式,刻画了徽商的社会形象。文中的那位徽商,在江南的核心地带——苏州以小本起家,后来通过卖布发了大财。他大言不惭地说:要想致富,必须先治“外贼”,后治“内贼”。所谓外贼,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。具体言之,不要念图美色,找个丑女人做老婆,一样可以生儿育女;耳朵不要听靡靡之音,在野地里听听秧歌就可以了;鼻子也不要闻香气,闻闻马粪的气味也不错;山珍海外无非是舌尖上的享受,我整天喝稀粥吃咸菜,也能吃得饱;至于穿衣打扮,穿得再好,完全是便宜了他人,他们看在眼里舒适,而我却花了血本。其实,只要用树叶做衣裳,将草戴在头上,从头到脚不花一分钱,最好。至于“内贼”,也就是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有人做慈善事业,我从来不做这样的傻事,免得挥霍了自家钱财;我见利就上,可以一生享用;常言虽说要礼尚往来,但我却来而不往,这样就可以占人便宜;聪明人往往会遭人所忌,我整天浑浑噩噩,可以长久保持平凡的幸福;至于诚信更是无益于事,我不妨嘴上慷慨些,但心里却不以为然,让天下人都知道我失信,所以就不会上门找我要钱。这五方面,是去除内贼的“诀窍”。总之,做人要精明,不要脸,不好名,不顾廉耻,笑骂由人,长此以往,要想致富,真是易如反掌……

此类貌似劝惩警世之语,当然是讥刺徽商的段子。类似于此的噱头,在江南的评弹、滩簧中亦时常可见,折射出弥漫于江南民间颇为普遍的仇富心态。

江南水乡

在当时人的印象中,这些来自皖南的暴富财佬,术恃钱神,家藏金穴,整日价追逐于声色货利之间,骄奢淫佚,暴殄天物。而在事实上,他们中的不少人,在创业拓地的年代穷途远涉、艰苦打拼。一些人以勤俭起家,朝思暮算,未尝稍息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,有人在纪念胡适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:从前徽商走遍全国,往往背着一个口袋,里面装着炒米(或炒面粉),每到一地方,只要问老板要点水喝,就可聊以充饥。因为水是不要钱的,有水和炒米一吃,便省下了伙食费的大笔开支——这应是昔日不少徽州人外出的惯例。从中可见,徽商之吃苦耐劳、精打细算显然也是有目共睹的。但到了富二代、富三代,生在高墙大院、长于妇人之手的小朝奉,花柳聚赌,轻裘肥马,“不思祖业多艰苦,混洒银钱几时休”。

如何改变徽商的这种社会形象,从明代中叶起就引起了徽州人的重视。他们不仅通过引觞醉月、玩景吟诗,与文人墨客商榷于文墨之间,以提高个人的文化素养,而且还轻财乐施、矜孤恤寡,通过诸多方式在各地从事慈善事业,殚思竭虑地改变世人心目中固有的暴发户印象,以期塑造出崭新的整体形象。此种整体形象,亦即徽商的“贾而好儒”、“富而好礼”。

(三)

徽州地处万山之中,从地理环境上看相当闭塞。但由于徽商呼朋引类地持续外出,又不断地将经商所得利润汇回桑梓故里,将各地的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不断地引入徽州。再加上长期以来徽人重视文化积累,故而徽州文化遂呈现出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同生共荣的奇特景观。

对于江南而言,徽商在很多地方都是外来者,他们在城镇乡村聚居,逐渐开枝散叶,生根发芽,由侨寓商人逐渐成为当地的土著,从而完成了由祖籍地缘向新的社会圏的转移。由于移民人数众多,迁移过程又持续不断,再加上财力雄厚,且人群素质相对较高,其步履所至,音声所及,对于江南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大致说来,最主要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一是为江南社会输送了大批的人力资源,并在江南独特的人文环境、膏腴雨泽滋养中,涌现出诸多杰出的人才。许多徽州人走出万山之中,广拓见闻,不仅促成了各个侨寓地社会文风的嬗变,而且,对于徽州本土之变迁也有着重要的影响。对此,胡适先生曾说过:

……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,历尽艰苦,冒险经商的传统,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。由于长住大城市,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,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。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,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的学校要好得多,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说,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。因此在中古以后,有些徽州学者——如十二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,尤其是十八、九世纪的学者如江永、戴震、俞正燮、凌廷堪等等——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,都不是偶然的。

胡适本人就出自绩溪的茶商世家。他家自祖上就在上海浦东川沙开了几家茶叶铺,最早的一家叫“胡万和”茶叶店,位于川沙镇的大街正中,颇为气派,因为其时川沙尚未建县,故而当地流传着“先有胡万和,后有川沙县”的俗谚。由于家族中的不少人都在上海经商,所以胡适自小就负笈上海接受教育,后前往美国留学,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成就卓著的一位学者、文化名人。

除了在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这些顶尖人物之外,徽州在科举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。据旅美学者何炳棣先生的统计,在明清时代,徽州府人习诗书,户闻弦诵,从1647年到1826年,徽州府产生了519名进士(包括在本地考中进士和寄籍他乡及第的),在全国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至六名。在此同时的180年间,江苏省产生了一甲进士(状元、榜眼、探花)94名,其中有14名出自徽州府;浙江一甲进士59名,有5名是徽州人。这些人冠带荣身,科甲流芳,在江南各地形成了一些世代簪缨的文化世家。

在历史上,徽州涌现出诸多著名的人物,从明清进士一直到现当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方面的人才都相当之多。胡适先生甚至说,“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,四出经商,足迹遍于全国。最初都以小本经营起家,而逐渐发财致富,以至于在全国各地落户定居。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,你总可以发现许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。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,几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。其他如叶、潘、胡、俞、余、姚诸姓,也大半是源出徽州。当你翻阅中国电话簿,一看人名,你就可知道他们的籍贯。正如在美国一样,人们一看电话簿,便知道谁是苏格兰人,谁是爱尔兰人,谁是瑞典人、挪威人等一样的清楚。”这些,都说明徽州移民对于外部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。

除了为江南输送了大批人才之外,徽商对于江南社会的重要影响还在于:促成了财富的流动与严密的商业规范之确立。在明代,一些徽商巨贾的资本规模是数百万两白银,及至盛清时代,那些大徽商的资本则多达上千万两。由于财力雄厚,这使得徽州的借贷资本比较充裕,一般人都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民间借贷的融资,获致出外务工经商的本钱。正是因为这一点,使得小本起家的人数大大增多。

在民间借贷之外,以个人信用为担保的“做会”,也是获得低息贷款的有效途径,这对于徽商之崛起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。明清以来,江南各地流行的一种会,就叫“徽会”,亦即以徽州约定俗成的规范“做会”。对此,费孝通先生在《江村经济——中国农民的生活》一书中指出:

不久以前,有人提出一个比较简单的互助会办法,叫徽会,因为据说这是从安徽传来的。这个会的收款次序,及每个会员交纳的款数,均事先约定。

流行于江南各地的徽州“做会”规范

费先生的名著《江村经济》一书作于1935年,其中提到了“不久之前”传入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的“徽会”。另外,2005年,安徽学者徐越、方光禄曾介绍过1931年的一种会书,稍早于《江村经济》的年代。在会叙中,有“至于收发,悉照新安古式,而今湖地皆遵”之语。“新安”亦即徽州之旧称,这显然反映出——湖州一带邀会的做法,也是源自徽州。上述二例皆表明,徽州人做会的规范,受到了江南各地人的遵循。在传统时代,做会是民间融资的一种重要方式,它使得徽州乃至江南社会充满了商业活力,因此绝不能小觑此类的“徽会”。

除了“徽会”之外,徽商在各行各业的不少经营惯例,也逐渐成了江南一带共通的商业规范。例如,在明清时期,松江府所出的棉布号称“衣被天下”,此处生产的棉布销往大江南北、全国各地,甚至还远销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。当年,在国际上非常著名的“南京布”,就主要出自包括松江府在内的江南地区。而从事此类棉布贸易最为重要的商帮之一,就是徽商。关于这一点,除了方志、笔记、文集资料的记载之外,还有现存的不少写本文献可资佐证。到目前为止,我所掌握的《布经》抄本计有五种,这些商业书酌古准今、发凡起例,对于制布业之原料产地、棉布市镇的分布、销售区域,以及徽商、西贾对于商业书创作之贡献与交流等,皆有具体而微的描述。其中的四种,都是以棉布业中心松江府为重点区域展开记录,只有一种范围更广,涉及江南和浙西的金华府兰溪一带,这当然也在广义的“江南”范围之内。至于其编者,除了一种是山西商人所编之外,其他的四种皆出自徽商之手。这些,都从诸多侧面反映了徽商与江南商业的密切关系。从文本的内容来看,徽商在布业经营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,他们在长期商业实践中所总结出的经验与规范,也逐渐为同行业的其他商人所吸收、总结与遵循。再如,明清以来,江南各地素有“无徽不成典”的说法,根据前人的研究,在长江中下游一带,典当业的人事组织有徽帮式、宁波帮式和绍兴帮式等几种代表性的典当业组织。其中,“以徽式典当的组织最为严密,责任明晰,合于管理精神”。(潘敏德:《中国近代典当业之研究(1644—1937》)典无废人,经营管理的制度化,是徽州典当经营文化的一个特点。所以,源自徽州的“朝奉”一词,后来竟成了典当业中职员的统一称呼。类似于此的情况,在木材、制墨等行当中亦所见颇多。这些,在在皆可反映出——徽州人制定的商业规范,在江南各地极为盛行。

反映徽商布业经营的商书——《布经》抄本

徽商对于江南社会的重要影响,还表现在他们与长江三角洲城镇化进程的关系上。明清以来,长江中下游地区广泛流传的“钻天洞庭(或龙游)遍地徽州”、“无徽不成镇”等俗谚,就极为生动地反映了这一重要影响。所谓无徽不成镇,是指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市镇中,徽商的活动相当活跃。根据胡适的阐释,在长江中下游一带,一个村落如果没有徽州人,那这个村落就只是个村落,徽州人进去了,就会开设店铺,开展贸易经营,逐渐发展商业,从而将一个村落转变成市镇。胡适出自徽商世家,他对“无徽不成镇”的解释容或略有夸张,但其中心意思是说,徽商在江南许多地方的城镇化进程中,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的确,在明清时代,长江中下游各地的城镇中,徽商几乎是随处可见。17世纪初编纂的万历《歙志》中,有一篇内容颇为丰富的《货殖》,其中就提及:

今之所谓都会者,则大之而为两京、江、浙、闽、广诸省,次之而苏、松、淮、扬诸府,临清、济宁诸州,仪真、芜湖诸县,瓜洲、景德诸镇,……故邑之贾,岂惟如上所称大都会皆有之,即山陬海堧、孤村僻壤,亦不无吾邑之人,但云大贾则必据都会耳。

在明代,歙县是徽州一府六县中经商风气最为炽盛的二县之一(另一为休宁)。上述这段话,基本上可以代表徽商眼中的全国各大城镇。其中所提及的“苏、松”,也正是腹地膏腴的江南核心地带。而从诸多历史典籍来看,在当时,无论是繁华都市还是僻野乡村,处处皆可看到徽州人的足迹。1933年,胡适在北平寓所写信给族叔胡近仁,讨论《绩溪县志》编纂的体裁,其中谈道:

县志应注重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。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,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“大绩溪”。若无那“大绩溪”,小绩溪早就饿死,早已不成个局面。新志应列“大绩溪”一门,由各都画出路线,可看各都移殖的方向及其经营之种类。

在这里,出自徽商世家的胡适提出了“小绩溪”和“大绩溪”的概念,提醒人们应注意历史时期徽州商业网络的编织。此后,当代的徽学研究者在他的启发下,引申出“小徽州”和“大徽州”的概念,将徽州社会经济史置诸长江中下游乃至整个中国的背景中去考察。所谓小徽州,是指徽州本土的一府六县,而“大徽州”则是指徽商活跃的区域,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。“无徽不成镇”的江南,是徽商重点经营的区域,自然也是“大徽州”的核心地带。明清时代“遍地”可见的徽商占据了商业上的重要位置,可以说是执商界之牛耳。徽商的活动,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江南市镇之发展。

徽商对江南的重要影响,还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。徽商在江南各地的频繁活动,曾引起明清时代社会风尚的重要变化。徽商的大批外出,导致了“徽礼”(徽州礼俗)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盛行。徽州的祭祀礼俗,恪遵朱熹的“文公家礼”,由此形成的“徽礼”,在徽州乃至徽商所到的整个南中国地区,都有着重要的影响。侨寓各地的徽州移民,通过家祭、祠祭、墓祭、会馆祭等,使得徽州的礼俗为世人所熟知——这就是长江中下游各地颇为流行的“徽礼”。精密详备的“徽礼”,使得侨寓异地的徽州人大大区别于其他各地的人群。

另外,明代中叶以来,徽商在江南各地大规模地收集古玩、文物,波流风靡,曾引起整个社会鉴赏时尚的变化。当时,财聚力厚的徽商凭藉着巨额资产,大量购置金石、古玩和字画。最初,那只是对士大夫生活方式的一种盲目模仿。他们认为:“雅俗之分,在于古玩之有无。”因此,不惜重价,动辄成百上千件地收购。这种举动,曾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嘲笑。此后,随着接触的赝品和真品既多,徽州人的鉴赏水平亦日益精进,涌现出不少赏鉴名家,收藏的精品也多“海内名器”。于是,至迟到16世纪,在东南的文化市场上,新安商人俨然成了操执牛耳的盟主——“徽人为政,以临邛程卓之资,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”。当时,由于徽州人囊丰箧盈,独具慧眼,赏鉴精到,以至于整个社会的审美旨趣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。王世贞就曾经说过,明初绘画崇尚宋人,但自嘉靖后期以来忽重元人手笔,以致从倪元镇到沈周的画幅,陡然间增价十倍;瓷器原先以五代宋朝的哥、汝诸窑为珍,隆庆末年以还,世变日新,竞奇炫巧,社会上“忽重宣德以至永乐、成化,价亦骤增十倍”。他认为,究其原因,“大抵吴人滥觞,而徽人导之”。所谓“吴人滥觞”,指的是苏州作为传统上的文明渊薮,“苏人以为雅者,则四方随而雅之;俗者,则随而俗之”。而徽商作为后起之秀,居然取前者而代之,从而为自己赢得了一个“近雅”的评价。

综上所述,由于席丰履厚、移民持续不断、人群素质相对较高,因此,徽商对于江南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——它为江南输送了大批人才,促成了财富之流动和严密的规范,造就了江南城镇及文化的繁荣……从徽商在历史舞台上的落地生根、发荣滋长,以及与一般民众频繁的互动,可以从诸多侧面清晰地把握江南区域社会之变迁。因此,我们研究江南社会文化,不能不重视明清徽商的影响。

相关信息